民法在效力层级上以宪法为依据，具有如下含义。
行政程序中没有给予当事人陈述、申辩等程序性权利的，属于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情形。例如，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不动产登记中心以自己的名义将甲名下的房产错误转移登记至乙名下，后乙又将该房产转让给丙，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二）明确被诉行政行为是行政审判的第一要务 行政诉讼区别于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行政诉讼在解决争议保护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肩负着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职能。行政协议案件实际上是行政行为侵权争议和行政合同纠纷的竞合，由于《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行政案件只能是行政行为侵权纠纷，不可能是合同争议，所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行为明确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人民法院只能按照行政行为侵权思路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二）审理阶段的化解争议制度 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更多有利于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审理方式，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这些法定的审理方式，有效化解行政争议。落实行政诉讼法合法权利的保护目的，要注意克服两种错误倾向。7.无效判决的适用条件 无效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存在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7年第23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广泛移情的发生取决于教育的发展、传媒的导向乃至文艺的引导。
[66]See 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37]因而，以同情心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了人权和以人权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基础。(第1条第9款)译文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575～576页。[55]因而，书信体小说推广了平等的观念。
(WE 8∶35). [17]前注[4]，〔美〕林·亨特书，第5页。[16]Kant s motto: Sapere aude。
在社会契约论替代君权神授理论之后，人的教育随之发生改变：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是自治的根基。现代人权无论如何普遍化，其主体是人——动物权利学说在批判人本主义的时候指出了这一点。[15]宪法与人权建立在现代理性对于传统非理性的情绪主义的克服：启蒙战胜蒙昧，理性取代盲信。其要害是扩大移情的范围，从其身边的亲朋好友扩展到海角天涯的异邦居民，从自己家里的宠物扩展到身边的弱势群体。
对于一位追求爱情、反抗命运安排的不幸女性，强势社会地位的人们会逐渐产生同情，因而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愈发显得可疑而且可憎。[65]参见前注[28]，〔美〕罗蒂书，第321～333页。对于另一个成分，人，大多数作者想当然地认为，人总是当然地包括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而不管他们是女人还是男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在当代法学院的教育中，或许应该重新加强人文教育。
在现代人权观念的奠基性政治文件美国《独立宣言》(1776)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认为是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即无需论证。[69]普遍人权的实现需要全世界范围内超越种族、地域和文化的移情。
情感教育通过文学等形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使人认识到：所有的人在苦乐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具有平等而相似的内在感受。人们开始想象他们所不认识的人的生活。
感性能够更好地提升人们的道德关怀，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按照休谟的说法，我们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一个富有的美国白人相信，遥远的非洲难民跟他分享同样的命运。因此，道德宁可以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18]Richard Rorty, Human Rights, Sentiments, Rationality, in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77～178。[60]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即是书信体小说的典型代表，能够使得读者超越阶级、性别、民族而广泛移情。[24]在法律层面，由于没有完整的理性，女性在西方经常被认为没有法律行为能力：已婚妇女在未得到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无法订立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从许多方面看，我们还在尽力解决要求权利的平等和普遍性的含义问题。胜雅律教授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道： 普遍人权的历史是相当年轻的，它甚至没有50岁，并且，像人权对儿童的处理表明，它仍然没有结束，根除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所有区别的普遍人权概念的深远意义——建立在抽象的普遍的世界范围的人的观念之上的人权概念的意义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特别是在西方。
同情心恰恰是因为进入了社会状态人类天性败坏之后才慢慢丧失掉的。在现代早期，欧洲人可以在美洲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而很少感到道德责任的约束。
[17] 在实践当中，正如美国哲学家罗蒂指出的，所谓理性人一般会被直接等同于同胞或同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如此： 心怀怨恨的青年纳粹恶棍很清楚许多人既聪明又博学，但是这只是增加了他们殴打犹太人的快感。理性因而成为了权利能力的基础。
因而，普遍人权的概念必有理性之外的基础才能得以获得支持和普及。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生命垂危或者遭受巨大痛苦，他/她会自然而然地想去帮助他/她，即使不能帮助也会想着怎么去安慰他/她。法国思想家卢梭以及苏格兰思想家休谟和斯密是这一脉络中的典型代表。[7]Joshua Cohen, Minimalism about Human Rights: The Most We Can Hope For？，12(2)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3(2004)(Quoting Jacques Maritain: Yes, we agree about the rights, but on condition that no one asks us why.)， pp.190～213. [8]参见前注[4]，〔美〕林·亨特书，第6页。
[67]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正是秉承此种思想，认为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需要同时实现。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64]参见前注[45]， Lynn Hunt书，第39页。[70]这一转变能否成功、如果成功则何时到来等一系列问题正在争论之中。
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观念，需要道德情感的促进。移情的范围主要在国族范围内展开，而不是超越国族的普遍移情。
否则，人权就容易变成空洞的道德说教，甚或伪善的政治修辞。[6]现有的人权理论远远未能对于最基本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人权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义务尊重人权？我们为什么享有人权？著名天主教法哲学家马里旦在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批准时曾一语道破困局：没错，我们都认同人权，但其条件是没人问我们为什么。[9]《世界人权宣言》，访问地址：http://www. un. org/zh/universal - declaration - human - rights/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7月2日。人权隐含的意思是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是任何人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阶级、性别等等社会区分。
他人的痛苦与快乐会引起我们内心的情感反应。[39]〔英〕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0页。
民族是基于公民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实际上，二者的关系不仅是共时性的，而且也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二者实际上都诉诸人的内在情感体验，以及建立在内在情感体验基础上的道德能力的培育与发展。
[20]用今天的人权眼光来看，理性非但没有成为推广人权的动因，反而成为划定非人的标杆，残害非人的口实。在卢梭看来，自然人的天性中有两种东西，一种称之为自由，也即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
